古代劝善书中的慎刑观

　　□ 殷啸虎

　　劝善书是中国古代劝诫世人去恶为善的书和文章，自宋代以来在民间广为流传，其中比较著名、影响较大的有《太上感应篇》《文昌帝君阴骘文》《了凡四训》（又名《阴骘录》）等，内容多兼融儒、佛、道三教的因果报应、忠孝节义、积善济世等思想，涉及家庭伦理、为人处世、社会生活以及为官之道等多个方面。由于司法办案是古代衙门的一项主要活动，因此，慎刑观也就成为劝善书中为官之道的重要方面；而劝善书中有关慎刑观的内容，也是中国法制史和中国法律思想史的重要史料。

　　《太上感应篇》是中国现存最早的劝善书，它的开篇就说：“祸福无门，惟人自召；善恶之报，如影随形。是以天地有司过之神，依人所犯轻重，以夺人算。算减则贫耗，多逢忧患，人皆恶之，刑祸随之，吉庆避之，恶星灾之，算尽则死。”这可以说是古代劝善文的基本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也是劝善文所倡导的慎刑观的核心依据。

　　劝善书的慎刑观，立足于人们的主观动机，即“心”。《太上感应篇》中说：“夫心起于善，善虽未为，而吉神已随之；或心起于恶，恶虽未为，而凶神已随之。”因此，善有善业，恶有恶业，这就是佛教所说的“因果”。也正是基于这种善恶的因果观，作为鼓励和督促衙门官吏慎刑的评判标准和要求。

　　首先，就“善”的弘扬而言：劝善书明确将慎刑作为“善”的要求，并且鼓励衙门官吏努力遵循。清人熊弘备（勉庵）在其《宝善堂不费钱功德例》中，将慎刑列入“官长不费钱功德”的内容，并提出了一些具体的要求，如：“不节外生枝骚扰，不依样葫芦（防冤抑也）”“不轻重用刑（体好生之德，免难受屈招）”“不徇情屈法，不受私滥刑”“不执法太苛”，并要求“矜原错误，罪疑从轻”。清人李日景的《醉笔堂三十六善》中的“居官三十六善”中，也列举了“审理公平，不得任性作聪明；用刑详慎，不致皂隶受赂，有所重轻”作为办案的要求。

　　其次，就“恶”的防范而言：在《太上感应篇》中，列举了“赏及非义，刑及无辜”“凌孤逼寡，弃法受赂；以直为曲，以曲为直；入轻为重，见杀加怒”等“非义而动，背理而行”的行为，并指出：“如是等罪，司命随其轻重，夺其纪算，算尽则死；死有余责，乃殃及子孙。”

　　在古代衙门办案过程中，最常用的审讯和取证手段，就是刑讯；但刑讯又往往是屈打成招，导致冤假错案的主要原因。因此，刑讯不可不用，又不可滥用。在劝善书中，就提出了“刑者，圣人无可奈何之法”，并说“古云：刑官无后，不可不慎也”。在《传家宝全书》中有一篇“官业债”，开篇就提出“圣人治世不得已而设刑”“每见官长坐于法堂之上，用刑惨酷，虽施当其罪，犹不能无伤于天地之和。况以贪酷为心，或问事未实，或受人贿嘱，即错乱加刑，甚至拶夹问罪，枉屈愚懦，其还报自昭彰”。为此，劝善书中对慎用刑讯提出了不少具体的要求。

　　明朝刑部侍郎吕坤专门有一篇《刑诫》，提出了“五不打”“五莫轻打”“五勿就打”“五且缓打”；以及“三又莫打”“三怜不打”“三应打不打”“三禁打”等。清朝著名的劝善书《文昌帝君功过格》中的“居官”功过格，也对慎用刑讯的“功”与滥用刑讯的“过”作了明确的列举，如“老幼勿打（一功）”“醉病弗打（一功）”“妇女不轻用拶子（一功）”；而“罪情未按，杖死一人（百过）”。这种功过“所以报应随之，不及其身，必及其子孙耳”。

　　值得注意的是，劝善书中的这种慎刑观，并不仅仅是一种“说教”，而是有中国法制史上的一些真实的事例为支撑的。其中最为典型的事例，就是《太上感应篇》等劝善书多提到的西汉于公治狱的事迹。于公是西汉丞相于定国的父亲，据《汉书·于定国传》记载，于公为东海郡决曹（协助太守办案的官吏），有孝妇被诬杀死了婆婆，于公据理力争，但太守不听，于公愤而辞职。孝妇被冤杀后，郡中大旱三年。新太守上任后，于公说服太守替孝妇平反，并进行旌表，结果“天立大雨，岁熟”。于定国由一个县衙小吏一直做到丞相，后人认为是于公办案积德的缘故。宋人倪思的《劝积阴德文》就说：“于公治狱不冤，而子孙以兴。”

　　明人袁黄的《了凡四训》（《阴骘录》）的“积善之方”中，也记载有两起因慎刑而福佑子孙的事例。

　　一起是鄞县人杨自惩，他“初为县吏，存心仁厚，守法公平”。县令一时发怒，鞭挞囚犯，杨自惩劝解说：“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哀矜勿喜；喜且不可，而况怒乎？”县令听后，转怒为喜。杨自惩两个儿子，分别为北京礼部侍郎和南京礼部侍郎；长孙也做到了刑部侍郎，据说都是由于他积德的缘故。

　　另一起是嘉兴人屠勋，他任刑部主事时，办案审慎，“宿狱中，细询诸囚情状”，平反释放无辜者十余人。并建议“五年差一减刑官”，核实平反冤狱。屠勋一直做到刑部尚书，据说他曾梦一神告之曰：“汝命无子，今减刑之议，深合天心，上帝赐汝三子，皆衣紫腰金。”后来他的三个儿子屠应埙、屠应坤和屠应埈“皆显官”。

　　这些人物和事例尽管都是真实的，但显然夹杂着后人的附会，不过在当时这种因果报应观的影响下，依然有很强的说服力。因此，古代劝善书的慎刑观虽然是以因果报应的福祸观为支柱，但对于劝诱官员慎刑恤刑、鼓励他们秉公司法，无疑有着积极的一面，值得我们认真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