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码全国首家长城保护法庭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张馨予
发于2023.1.16总第1077期《中国新闻周刊》杂志
这是一次陈玉未曾设想过的经历。在2022年10月28日开庭审理的一起案件中，陈玉作为一名长城研究人员，坐在审判庭中法官左侧的天平椅上参与了一起涉长城案件的审理。
这起案件在全国首家长城保护法庭——山海关区人民法院长城文化保护人民法庭开庭审理，该法庭于2022年6月30日在河北省秦皇岛市挂牌成立。法庭成立后不久，燕山大学中国长城文化研究与传播中心执行主任陈玉就受邀成为该法庭的专家型人民陪审员之一，希望她结合其近年来进行长城研究和长城调研所获得的知识和理论认识，为案件审判提供专业意见。
山海关区人民法院长城文化保护人民法庭(以下简称“长城文化保护法庭”)是一个专司长城资源和长城文化保护的人民法庭，截至目前，该法庭已经受理案件67件，结案59件。
人民法庭是基层人民法院的派出机构和组成部分，在2020年11月全国第四次人民法庭工作会议和2021年7月召开的全国高级法院院长座谈会上，最高人民法院明确提出了各级人民法院要巩固提升人民法庭建设成果，推动专业、特色人民法庭建设的要求。
自此以后，全国各地各级法院都开始依据区域特色，陆续设立专业化特色化人民法庭，涵盖金融、道交、劳动、家事、少年、物业、旅游、环境、知产等诸多领域，将类型化案件集中至人民法庭进行专业化审判。
集中审理
“在长城资源和长城文化保护方面，秦皇岛存在着很大的司法需求。”秦皇岛市中级人民法院党组书记、院长张莉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秦皇岛境内有223.1公里明长城，长城文化资源丰富。2020年6月至2022年6月，秦皇岛全市检察机关办理涉长城行政公益诉讼33件。山海关区对长城司法保护的需求则更为迫切。2020年初至2022年6月，山海关检察机关办理长城保护公益案件15件，山海关区法院近5年则办理涉长城民事案件100余件。
放眼全国，专业化人民法庭大多具有突出的区域特色，也反映出当地的司法需求。张莉说，有司法需求是当地设立专业化人民法庭的一个重要条件。
杭州市西湖区法院在2021年12月正式成立西湖景区旅游法庭，集中审理旅游纠纷、环境资源、涉茶产业知识产权纠纷以及其他民商事纠纷案件。而在大数据产业集中的贵州，当地惠水县人民法院成立了大数据法庭，集中管辖关于数据所有权、数据交易、数据隐私、数据信息保护、数据分享、数据信息公开等涉大数据产业方面一审民商事案件。
韩旭是山海关区人民法院法官、长城文化保护法庭审判长，她表示，在成立长城文化保护法庭之前，涉长城的案件都是分散到秦皇岛市各个基层法院进行审理。长城文化保护法庭成立后，便集中管辖秦皇岛全市辖区范围内涉长城文化资源和长城保护的一审民事、行政案件，检察机关及公益组织提起的公益诉讼案件，涉及山海关古城内的不动产交易、资产置换、涉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相关纠纷、非诉执行等全部纳入该庭受案范围。
长城文化保护法庭审理的第一起案件，是一起涉山海关古城内历史建筑的民事纠纷案件。
山海关古城内历史建筑众多，历史建筑是当地居民生活和文化的一部分。这起案件中，原告孟某所居住的古城房屋就属于政府认定的历史建筑。2022年3月，被告崔某紧邻原告孟某的房屋搭建了一堵高墙，影响了原告孟某的居住安全以及古城房屋的通风、采光、排水。法庭判决被告对原告的房屋停止侵害、排除妨害，赔偿损失，保护了涉长城附属设施。
韩旭说，在长城文化保护法庭审结的案件中，有一半以上是涉及山海关古城的不动产纠纷案件。
比较常见的是房屋交易纠纷案件和不动产继承案件。韩旭说，由于山海关古城历史悠久，古城内许多房屋年代久远，土地性质比较复杂，存在一些历史遗留问题，因此在交易中容易产生纠纷。至于不动产继承纠纷频发，是因为房屋的房主可能已经去世，房屋在没有完成继承手续的情况下就被出售或转让，就可能出现纠纷。
以长城文化保护法庭审理的一起涉古城内不动产继承案件为例，该案中，山海关古城内东三条一间房屋的房主已经去世，有子女七人，但未留下遗嘱。七名子女同意父母遗留的不动产由对父母尽赡养义务较多的两人共同继承，但因其中一位当事人在英国伯明翰定居，始终未能办理不动产继承手续。长城文化保护法庭通过网络庭审对本案进行审理，以调解方式解决了这起争议。
“长城资源和长城文化的传承发展离不开人，古城和当地居民的生活也是分不开的。”韩旭认为，长城文化保护法庭把古城内不动产纠纷案件划到管辖范围内，能够规范古城内不动产的交易，化解矛盾，对于当地旅游业的发展乃至长城文化的宣传也有积极作用。
专业审判
长城文化保护法庭于2022年10月28日公开审理的案件是一起特殊的案件。这是长城文化保护法庭受理的首例侵害长城本体侵权纠纷案件，也是首例受理跨区域管辖案件。
2022年4月，秦皇岛市文旅局工作人员巡查时，发现九门口村九门口长城券门墙壁被喷涂了文字“打花生1351334xxxx”，涂污面积约4~5平方米，涂污文字已经沁入长城墙体，对长城造成破坏。九门口长城在1996年11月被国务院列为第四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2年9月，包括九门口在内的万里长城被联合国世界遗产委员会列为世界文化遗产。
经查，破坏行为系海港区石门寨镇潮水峪村村民朱某所为，朱某到案后，驻操营派出所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给予其罚款200元的行政处罚。
事后，秦皇岛市文旅局多次要求朱某将在长城上喷涂的字迹擦除并修复，但朱某未能将长城文物恢复原样，秦皇岛市文旅局便委托专业文物修复公司进行抢救性修复。专业人士用了5天，才将涂污的城墙恢复原貌。
秦皇岛市文旅局将朱某诉上长城文化保护法庭后，法庭最终判决朱某给付秦皇岛市文旅局文物保护维修费用24237元，并在全国性媒体上公开赔礼道歉。
破坏长城的行为并不少见。陈玉说，整体而言，国人对于长城的了解都不算好，“大家往往是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只看到长城的壮观雄伟，但是对长城到底代表什么、对于它的历史和它对整个中华文明形成的作用都不了解。”在这起案件中，被告朱某作为世世代代在长城脚下生活的村民，辩称不知道九门口长城是文物，不知道长城是世界文化遗产，自己仅是涂写了一个电话号码。
尽管损害长城文物的行为频发，但像这起案件一样能走到法庭审理的是极少数。
韩旭说，对于长城的损害行为发现难、取证难，本案中，无论是行政处罚还是本案被告应承担的民事责任，之所以能够尽快进行处理，主要是因为朱某在喷涂长城时留下了电话，相关证据较容易固定。
这起案件的另一个特殊之处，在于专家型人民陪审员起到极为重要的作用。
陈玉说，目前长城的司法保护体系仍不健全，国家层面的法律法规只有2006年12月1日起施行的《长城保护条例》以及适用于包括长城在内的所有文物的保护工作的《文物保护法》，“长城保护方面还是缺乏专门的法律依据，因此需要专家对被告行为的危害性进行评估，包括对长城文物的实体和长城的精神价值带来了什么损害”。
“如果是一般的侵权类型案件，例如破坏不动产或房屋漏水导致家庭财产损失的案件，法庭只需要去判断财产损失的数额是多少。”韩旭说，因为长城本来是不可再生的文物，就不能只按照过往思路和规律，特别是对损害结果的认定，不能以一般的侵害财产权益来评价，必须要结合专业的理念来进行判断和认证。
韩旭认为，专家型人民陪审员可以从社会经验、社会道德和专业知识等方面对案件的事实和法律问题进行分析判断，与专业法官形成思维互补。
在庭审上，陈玉为了评估被告对长城造成的损害，便于法庭量刑，向长城文物修复单位的证人提了三个问题：第一，被告喷涂字迹在什么位置，是否影响了这段长城的风貌？第二，被告所做擦除字迹的行为，是否使长城墙体恢复达到了理想的效果？第三，你们所做的长城墙体修复工作跟普通建筑修复比起来有何难度？
结合证人的证词，陈玉得出主要意见是，九门口长城作为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世界文化遗产，即使受到局部的损毁破坏，它的修复难度和要求之高，也绝非普通建筑修复工程可比，原告向法庭提出的赔偿金额应该得到支持。
实际上，全国各地的专业化人民法庭都不缺少专家的身影。
成都市武侯区辖区内有13家三级甲等医院和143家医疗美容机构，近年来医患矛盾突出，在此背景下，成都市武侯区人民法院设立了医疗法庭。武侯区法院医疗法庭设立了医疗专家辅助人制度，会商请居于中立又代表医学权威的专家列席专业法官会议。武侯区人民法院认为，这会在帮助法官理解专业知识的同时，化解患者及其家属对医疗机构的不信任感，增强法院审理医疗纠纷案件的公信力。
统一裁判尺度，加强司法保护
《长城、大运河、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方案》于2019年7月获审议通过，确定了建设长城国家文化公园的目标。秦皇岛加快推进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是长城文化保护法庭成立的重要背景。
张莉说，长城文化保护法庭能够为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提供司法服务和保障，“司法在保护长城资源、传承长城文化、弘扬长城精神的过程中不可缺位，人民法院也应该有所作为。”
在张莉看来，通过设立专司长城保护的法庭，能够前移工作关口，延伸司法服务，积极与当地党委、政府对接，了解山海关中国长城文化博物馆建设、山海关长城步道建设和山海关古城建设保护的司法需求，与有长城遗存的县、区法院沟通，摸清相关地区涉长城案件数量、特点底数，掌握涉长城矛盾纠纷的生成和化解规律，提出有针对性的司法建议，供政府决策参考，将大量纠纷化解在诉前，保障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推进。
另外，张莉认为，设立专业化人民法庭也是为了提升长城司法保护的专业化水平，并全面提升长城保护水平。
“随着经济快速发展和城市化、流动性的增强，矛盾纠纷也越来越复杂，体现出专业化解纷的需求。”西北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牛绿花在其发表的《从人民法庭建设和布局看以人民为中心司法理念的践行》一文中，提到传统民事审判庭的法官在处理医疗纠纷、知识产权纠纷、环境纠纷等纠纷时，会出现“力不从心”的现象，也就无法满足人民群众对权利保护、纠纷解决、实现公平正义的司法需求。
韩旭说，在没有成立长城文化保护法庭之前，秦皇岛市的基层民事法官大概每年只能碰到一起与长城资源和长城文化相关的案件，“可能就会按一个普通的民事案件处理了”，而忽略了与相关部门和专家的沟通，很难系统地融合各种意见作出判断。
长城文化保护法庭成立前，韩旭已经审理了近两千件民事案件。在成为长城文化保护法庭审判长之后，韩旭发现自己处理案件的理念和思维出现了明显的变化，“更开阔了一些”。
这种思维的转变体现在一些细节处。例如过去处理涉及长城文物破坏的侵权纠纷时，韩旭注意到的主要是破坏行为可能带来哪些直观的破坏结果，但现在，韩旭还会注意破坏行为是否给长城文物带来了隐性的损害，例如对文物历史风貌的破坏。
另外，韩旭说，涉及长城文化资源和长城保护的案件之前由秦皇岛市各县区法院审理，因为涉及不同的县区法院的业务庭和法官，因此办案人员在业务能力、知识背景、裁判理念上会有差别，就容易导致一些案件在裁判尺度、结果上会有差别，发生同案不同判问题。
“通过集中审理涉长城案件，长城保护法庭能够积累大量的经验，有利于统一裁判尺度。”张莉说，长城文化保护法庭对案件集中管辖，并配备专门力量审理这类案件，就能有效解决同案不同判的问题，对长城文化资源和长城保护形成充分的司法保障，这是专业化人民法庭的一个重要优势。
张莉补充说，长城文化保护法庭集中审理相关案件后，还能够将案例进行及时的梳理，汇总出涉长城文化保护的一些典型案例对外发布，对全省乃至全国起到一个示范和辐射作用，有利于专业化的法治宣传。
《中国新闻周刊》2023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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