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浩如烟海的电子数据中锁定关键证据

　　在浩如烟海的电子数据中锁定关键证据

　　北京数字检察整治深层次涉企违法犯罪优化营商环境

　　本报记者 张雪泓

　　淡蓝色的屏幕闪烁，数台电脑服务器正在运行。协同办公工作台上，6台显示器上下摆放，可以满足多名检察官审查同一个案件的需求。

　　这是《法治日报》记者近日走进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电子数据审查室看到的场景。该电子数据审查室于2020年落成，目前已经完成迭代升级，科技感十足。

　　“这里是全院最‘炙手可热’的地方，无论是办理传统案件还是网络新型案件，检察官都要用到它，目前可以满足7个办案团队同时进行电子数据审查分析。”海淀检察院数据审查员郭树正向记者介绍，电子数据审查平台配备数据恢复、分析、取证等专业工具，解决海量电子数据提取难、读取难、分析难等问题。电子数据审查室设在检察办案区，成为诸多案件电子数据的“打卡地”。

　　依托电子数据审查室，检察官在浩如烟海的电子数据中锁定指控犯罪的关键证据，不断提升案件办理质效。海淀检察院的这种创新举措，是北京市大数据赋能检察工作的一个缩影。

　　记者近日走访北京市各级检察机关了解到，数字检察对于整治深层次涉企违法犯罪、护航企业发展和优化营商环境方面正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2023年，数字检察对北京检察机关监督线索发现、监督案件办理的贡献率均升至69%。

　　审查分析电子数据

　　突破“零口供”案件

　　近日，由海淀检察院办理的专门针对企业员工实施电信网络诈骗的案件获得法院判决支持。该案中，海淀区某企业多名员工遭遇电信诈骗。海淀警方调查发现这是一个专门针对企业员工实施诈骗的跨境犯罪团伙，遂邀请海淀检察院提前介入侦查。

　　该案中，团伙成员邱某反侦查意识极强，他与另一名团伙成员在外租住，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更换据点，通过他人身份证注册各类网络账号，利用虚拟货币收款隐匿资金流向。被抓后，邱某以“零口供”对抗侦查，从头到尾称“我没干”“不知道”“我不会用电脑”。

　　检察官通过电子数据审查室对涉案电子数据开展审查分析工作。通过邱某同案犯逃跑时遗落在现场的硬盘、被损毁数据的云服务器镜像、服务器付费记录、涉诈电子文档、被窃取的邮箱账户数据流、涉案Telegram数据、财付通账户、虚拟货币地址等证据，有效指控证明了犯罪。

　　此外，针对案件暴露的企业邮箱账户泄露问题，检察人员以涉案邮箱数据为基础，对被窃取邮箱的受害主体进行分类，向相关企业等被侵害主体有针对性地制发检察建议、提示函等，增强企业的数据安全性与企业员工的反诈意识。

　　海淀检察院第二检察部负责人孙鹏介绍，该院以电子数据审查室为依托打造“检察官+数据审查员”的办案模式，有效提升了电子数据审查能力和水平。2021年以来，以该模式办理网络犯罪案件200多件500多人，审查电子数据达100多TB，涵盖电子邮件、网络云盘、手机通信记录、数据库、电子账单等多个类型，涉及罪名包括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等，在化解网络犯罪证明难题方面探索出一条行之有效的“海淀路径”。

　　创建法律监督模型

　　有效实现一案多查

　　为增加公司业务量，左某向某互联网企业管理人员杨某支付回扣款200多万元，后因涉嫌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被海淀警方立案侦查。左某被查，正是源于海淀检方“互联网企业反商业贿赂治罪治理大数据法律监督模型”筛查出的一条行贿方涉嫌刑事犯罪的线索。

　　行贿人通过行贿获得的竞争优势和经济利益，本质上属于不正当利益。不正当利益的处置问题一直是检察机关办理商业贿赂犯罪案件的重点和难点。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网络检察办公室在调研中发现，商业贿赂犯罪案件中，行贿方和行贿获得的不正当利益存在定性难、处理难等问题，并据此研发了“互联网企业反商业贿赂治罪治理大数据法律监督模型”。

　　依托该模型，以近年来全市检察机关办理的商业贿赂犯罪案件作为基础数据库，检察官能够通过数据整合碰撞，从行贿人是否被刑事处理、行贿获取不正当利益是否被处理、是否制发检察建议、是否开展行刑反向衔接等方面实现“一案多查”。

　　在杨某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一案中，杨某利用其在公司负责品牌及活动社会化推广的职务便利，为某公司在平台上的商业化推广项目提供流量便利，收取行贿款200多万元。大数据法律监督模型筛查显示，虽然杨某已被依法处理，但行贿方未进入刑事追诉程序。海淀检察院迅速与公安机关共同研判，推动对行贿人左某刑事立案，将“受贿行贿一起查”。

　　利用该模型，大兴区人民检察院办理的一起发生在互联网企业电商平台销售环节的商业腐败犯罪案件中，某公司为提高自己公司在电商平台的搜索指数，向电商平台企业采销经理张某等人行贿。该案中，检察机关坚持受贿行贿犯罪一起查、同步治，依法追究行贿公司的法律责任。考虑到行贿公司负责人有自首情节，检察机关经研判认为可以开展涉案企业合规整改，在整改验收合格后，对行贿公司依法作出相对不起诉决定。

　　该案检察官张文英告诉记者，虽然行贿人被不起诉后不再受到刑事处罚，但为了避免出现“不刑不罚”的处罚漏洞，该院向涉案公司所在地的市场监管部门移送了行政处罚线索，市场监管部门针对该公司的不正当竞争行为处以罚款15万元。

　　为企业精准“画像”

　　推动全面合规整改

　　在检察机关开展涉案企业合规改革工作中，常常面临了解涉案企业实际经营管理情况手段不足和数据“碎片化”等难题，而这又是涉案企业合规必要性审查的重要参考。如何破题？北京市检察机关将目光投向了数字赋能。

　　2023年下半年，北京市检察院联合相关单位共同研发涉案企业合规必要性审查大数据辅助办案程序（以下简称合规辅助办案程序），该程序重点围绕企业生产经营情况，合理设置数据要素，确保检察人员可以一键查询涉案企业的企业背景、科技创新、经营风险、司法风险4个方面19项具体信息，并自动生成分析报告。

　　在一起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犯罪案件中，通过使用合规辅助办案程序，东城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徐嘉发现，两家涉案企业均拥有多项自主知识产权，且目前仍有重要项目正常运转，几十名员工均全额缴纳社保，符合适用合规程序的正向条件。合规辅助办案程序的“司法风险”一栏显示有涉及该企业的判决，而涉案企业并未提交上述材料。徐嘉迅速核实判决情况，在了解到该企业为原告且胜诉后才打消了疑虑，并正式对该企业启动合规程序。

　　“除企业在案件中暴露出的问题外，我们还依托首都检察版‘接诉即办’工作机制，将拟开展合规的企业名单与12345市民投诉热线数据碰撞，及时发现企业在生产经营各方面可能存在的问题，为涉案企业精准‘画像’，全面‘诊断’。”北京市检察院第四检察部副主任陈禹橦告诉记者，截至目前，已有54件合规案件中的58家涉案企业与12345市民投诉热线数据进行碰撞，共发现700多条投诉线索。经过智能化梳理，形成问题清单，为涉案企业做好全面合规整改、持续健康发展提供重要参考。

　　“我院在对一家涉案企业开展合规必要性审查的同时，初步汇总形成了企业需要整改的六方面问题清单，为下一步有针对性地制发检察建议及辅助第三方评估组指导涉案企业做好全面合规整改奠定数据基础。”记者在走访通州区人民检察院时，检察官杨文慧说，该企业是一家承担了多项重大项目的企业，借助数字赋能，对其“审查视野”能够更加宽泛，精准度更高，合规效果更好。

　　陈禹橦介绍，通过数字赋能企业合规改革工作，在丰富合规相关信息获取渠道的同时，助力检察机关实质审查企业生产经营情况、摸排企业生产经营漏洞，极大提升了检察建议的针对性与合规整改的全面性。

　　绘制“犯罪热力图”

　　助力行业整体治理

　　自2019年起，北京“超市盗”案件呈加速增长态势。在超市自助扫码结账模式下，不少人为图便宜，通过不扫、少扫商品码或扫码后再删除等方式盗窃超市商品的案件频发。

　　这一态势首先在海淀区得到遏制，海淀检察院建用的“轻罪治理图鉴”大数据法律监督模型功不可没。

　　该院第三检察部检察官李敏敏介绍，有的超市盗窃案件持续时间长，盗窃次数达十几次，半年以上超市才报案，赔付金额却很高。这类频繁发生的案件引起检察官注意。

　　“是不是超市早就发现了盗窃行为，故意不报案？超市为获得高额赔付是不是存在‘养案’的可能？”李敏敏说，要印证这些猜测，需提取多角度的数据进行碰撞，比如哪几家超市被盗次数最多，哪几家超市赔款数额最多，这两组数据之间有没有重合等。

　　为此，在大数据模型建用过程中，海淀检方设置了专门算法，提取了“超市盗”类案中不同超市的案发次数、案件持续时长、嫌疑人盗窃次数、赔付金额等数据，试图捕捉不同数据中的高频要素。通过比对分析，果然发现辖区内某超市在单个案件中被盗次数、赔付金额均远高于其他超市。检察机关对该超市予以重点关注，并将办案中发现的敲诈勒索线索和证据移送至公安机关。案件查明后，该超市的防损员最终获刑。

　　“地理要素是构成犯罪的最基本要素，我们直接把每一个案件发生地打点到海淀区的卫星地图上，一张‘犯罪热力图’就产生了，颜色越深，这一地区的发案量越高，越能反映治理存在的问题。”李敏敏说，通过“犯罪热力图”，明显可以看出这一地区的“超市盗”案件多于其他地区，不同的超市也呈现不同的案发数量。

　　不仅要“治一例”，更要“治一域”。此后，海淀检察院结合“犯罪热力图”，向海淀全区各大商超发放了超市盗窃警示教育海报。同时，针对部分案件高发的区域和超市，专门投放警示教育短片，引导商超合法维权挽回损失。2023年以来，海淀检察院受理的“超市盗”案件量下降95%。

　　北京市检察院第一检察部副主任刘哲告诉记者，不仅是海淀，北京市检一分院、顺义区人民检察院也分别以“超市盗”衍生犯罪、“超市盗”危险预警为切入点开展大数据模型研究，全市检察机关努力通过大数据赋能强化综合治理，推动诉源治理效能整体提升。

　　强化数据互联互通

　　赋能基层诉源治理

　　近两年，北京检察机关研发的大数据法律监督模型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这些法律监督模型通过辅助检察机关监督办案，赋能基层诉源治理，让法律监督真正“活起来”。

　　推进大数据赋能检察，依托海量数据构建数据池是基础。据了解，为持续做大做强覆盖各检察业务领域的法律监督数据池，北京检察机关持续推动与执法司法机关等单位之间的数据互联互通，打通12345民生服务热线与12309检察监督热线，打造首都检察版“接诉即办”。12345市民服务热线中的涉法涉诉数据，成为法律监督线索的重要来源之一。截至目前，北京检察机关已接收涉及四大检察履职数据810多万条。

　　以海淀检察院为例，该院每个月都会接收1万多条来自12345市民服务热线的投诉信息，涉及销假销劣和侵犯知识产权等领域。该院第二检察部检察官白云山告诉记者，在2023年5月的数据中，“销假销劣类投诉涉刑线索未移送大数据法律监督模型”重点提示了两条市民投诉直播带货售假的信息，且都指向同一个直播间。检察官在调取电商平台营业额、销售数量等后台数据后，发现这是一条可能涉嫌刑事犯罪的线索。海淀检察院将线索移送公安机关立案，并引导侦查取证。最终，该案实现了对直播销售、仓储物流、加工生产、商标标识印刷制作的全链条打击与治理，涉案的8名被告人均认罪认罚未上诉，目前判决已生效。

　　北京检方的努力远不止于此。为保护市场竞争环境秩序和法治化营商环境，今年4月，北京市检四分院推出了知识产权恶意诉讼线索举报平台，企业遇到相关恶意诉讼可以“一键维权”。此外，海淀检察院“检启智远”微信小程序上线，这款小程序主打线上全时段倾听企业声音，了解企业司法需求，收集涉企法律监督线索，一经推出，深受企业好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