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则案例看转化型抢劫罪的构成

    【案情】

    2012年12月11日凌晨，被告人王三与同案被告人胡二到江西华美商贸有限公司，先用携带的毒鹅肉毒死看门狗，后用万能钥匙套开厂房门实施盗窃，王三将不同样式的毛巾（共5000多条，合计价值19036元）扔出窗口，胡二将毛巾装进事先准备的蛇皮袋运离现场。

    后因被巡逻的联防人员李四等人发现，王三为抗拒抓捕，使用随身携带的枪支（经鉴定该枪以火药发射为动力，可以击发并具有杀伤力）向李四射击，致李四轻伤，并逃脱。

    【分歧】

    对于本案被告人王三盗窃后持枪抗拒抓捕行为的定性，存在两种不同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盗窃后持枪抗拒抓捕属于刑法第二百六十九条规定的“当场使用暴力”，符合转化型抢劫的特征，应以抢劫罪论处。然而，行为人持枪的目的是抗拒抓捕，并不是劫取财物，不具有持枪抢劫的目的性，不能认定为持枪抢劫。

    第二种意见认为，盗窃后持枪抗拒抓捕的行为，应当依照刑法第二百六十九条之规定，以“当场使用暴力”论，认定为转化型抢劫。同时，还应当依照刑法第二百六十三条第七项之规定，认定为持枪抢劫。    

    【评析】

    笔者同意第二种意见。

    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抢劫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款明确规定：“对于入户实施盗窃，因被发现而当场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的行为，应当认定为入户抢劫。”在“入户”与后续的转化型抢劫行为相承接的情况下，司法解释并未要求“入户”的初始目的与抢劫财物的目的之间具有一致性。“入户抢劫”与“持枪抢劫”均是刑法规定的八种加重处罚情节，二者的法律地位与法律效果相当，因此司法解释关于“入户抢劫”的注意性规定，对“持枪抢劫”情节的认定具有非常重要的参考意义。

    二、我国刑法之所以规定“持枪抢劫”，主要是因为枪支比刀具、棍棒等工具具有更大的威慑力与杀伤力，对他人生命、健康等人身权利之危害尤甚，严重危及社会公共安全。行为人在实施盗窃的过程中，随身携带枪支，其主观目的已经包含为确保顺利取得财物并逃离现场而使用枪支的意图，与持枪抢劫目的其实是一致的。

    三、定罪情节与量刑情节之间的交叉或者重合关系是客观存在的。当作为定罪情节的行为之社会危害性程度超越了该罪之基本量刑幅度时，依据法律规定适用相应的特定量刑幅度并不违反禁止重复评价原则。对于定罪情节与量刑情节存在交叉或者重合的案件，刑法评价的侧重点是不同的。以本案为例，作为定罪情节，对“持枪抗拒抓捕”评价的重点是反映行为人有否使用暴力；作为量刑情节，对“持枪抗拒抓捕”评价的重点是反映行为人实施暴力的程度。可见，虽是同一事实，但作为定罪情节和量刑情节，评价的重点是不同的。因此，将盗窃后持枪抗拒抓捕的行为认定为持枪抢劫并未违反禁止重复评价原则。

    四、对盗窃后持枪抗拒抓捕行为的司法认定，要以法律的规定为基础，对行为人的行为进行适当而充分的评价，以实现罪责刑相适应。在分析罪重罪轻和刑事责任大小时，不仅要看犯罪的客观社会危害性，而且要结合考虑行为人的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把握罪行和罪犯各方面因素综合体现的社会危害性程度。行为人在实施盗窃行为时携带枪支以备用，其主观恶性、人身危险性和社会危害性较之于实施盗窃后临时起意使用暴力抗拒抓捕的行为尤甚。行为人在实施盗窃行为时携带了国家明令管制的枪支以备用，并且在被他人发现以后持枪抗拒抓捕，其社会危害性和人身危险性较大，如果适用一般抢劫行为的法定刑则难以实现罪刑均衡。

    综上，对被告人王三实施盗窃后持枪抗拒抓捕的行为，应认定为“持枪抢劫”。

    （作者单位：江西省鄱阳县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