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12月11日，某金融公司与某制盐公司签订《贷款合同》，约定“任何争议均应根据《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仲裁规则》通过仲裁最终解决。仲裁地点为香港，仲裁机构为香港国际仲裁中心，仲裁庭由3名仲裁员组成。”因某制盐公司未按约定清偿借款，某金融公司遂向香港国际仲裁中心申请仲裁。

2017年4月10日，注册在开曼群岛的G公司和V公司签订了《贷款协议》，并约定“任何一方均有权将相关争议提交香港国际仲裁中心仲裁”。后双方因履约发生纠纷，G公司于2022年5月18日以V公司和美籍居民苏某为被申请人向香港国际仲裁中心申请仲裁并提出财产保全申请，又于6月9日向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苏州中院）提交了保全申请书、仲裁协议等相关材料以及香港国际仲裁中心出具的函件（扫描件）

张某于2016年7月入职某建筑公司从事施工管理工作，2019年2月离职。工作期间，张某存在加班情形，但某建筑公司未支付其加班费。2019年12月，张某向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请求裁决某建筑公司依法支付其加班费，某建筑公司以张某的请求超过仲裁时效为由抗辩。张某不服仲裁裁决，诉至人民法院。

　某培训中心通过银行转账、微信转账或者支付宝转账形式向杨某发放工资。后某培训中心通过某购物平台向杨某支付工资，杨某只能按照比例从某购物平台提取部分工资。杨某认为某培训中心存在通过某购物平台发放工资未征得其同意且未足额支付工资等违法行为，申请劳动争议仲裁。后杨某不服仲裁裁决，提出要求某培训中心支付未足额发放的工资14981.76元等诉讼请求。

2022年1月，李某以其与王某签订的《借款合同》为依据向某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要求王某还款100万元。2022年8月，某仲裁委员会作出裁决：王某向李某偿还借款本金及利息。王某主张仲裁庭忽视案涉借款系为赌博提供资金的事实,其将本案定性为单纯的民间借贷，违背了公序良俗原则，请求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撤销上述仲裁裁决。

某仲裁委员会受理环星公司与张某因《主播独家合作经纪协议书》引起的合同纠纷一案，于2022年4月作出仲裁裁决。张某主张其在收到法院执行通知书后才得知该仲裁裁决，但其与环星公司之间没有任何关系，仲裁委员会所作裁决依据的主要证据《主播独家合作经纪协议书》并非张某所签，且案涉协议中银行收款账户户名虽与张某的名字一致，但该银行账户户主身份证号码与张某的身份证号码不符，环星公司向仲裁庭所提供的联系电话也并非张

2021年12月，某仲裁委员会作出裁决：大足第二医院向中恒公司支付停工损失等。该仲裁案件中，申请人为中恒公司，被申请人为大足第二医院。2022年3月,颐合公司作为案外人，向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撤销上述仲裁裁决，理由如下：一是裁决事项超出仲裁协议范围；二是中恒公司与大足第二医院恶意串通，导致仲裁裁决错误，侵害颐合公司的合法权益。

2020年2月，卖方亿海公司与买方联顺公司洽谈交易，通过电邮及微信等电子通讯途径磋商国际货物买卖合同，在双方就货物买卖要素初步达成一致后，亿海公司通过电邮向联顺公司发送了包含买卖交易基本要素的表格以及四份合同草案。联顺公司接收合同草案文本后对合同细节向亿海公司进行了回应，针对其中的三份合同草案分别提出卸货港、数量、滞期费的异议，但未对其中所载的仲裁条款提出异议。

2017年9月，艺术马赛克公司与宏冠公司通过互联网订立国际货物买卖合同，约定因宏冠公司未按合同约定交付货物，艺术马赛克公司可根据仲裁协议向该公司所在地仲裁机构乌兹别克斯坦工商会国际商事仲裁院提起仲裁申请。艺术马赛克公司申请仲裁后，乌兹别克斯坦工商会国际商事仲裁院依法作出仲裁裁决，裁令由宏冠公司向艺术马赛克公司返还相应货款、承担赔偿金及仲裁费。

刘飞与灵通公司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约定试用期为三个月。后双方签订劳动合同变更书，将试用期延长三个月。延长三个月届满后，灵通公司以刘飞不符合录用条件为由，解除劳动合同。刘飞向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仲裁裁决灵通公司应支付刘飞违法约定试用期赔偿金三万元。灵通公司不服仲裁裁决，向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提出诉讼。海淀法院经审理，判决灵通公司支付刘飞违法约定试用期赔偿金三万元。